4月2日下午，创意写作学院作家班诗歌工坊、东篱诗舍联合举办了一场“南方写作与北方话语”诗歌分享会，特邀贵州90后诗人龙孟才老师，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诗歌盛宴。本次活动由吴永强、苏仁聪老师主持。

活动分为两个环节：第一个环节由老师们交流地域环境对创作的影响，第二个环节由学生与老师们自由分享观点看法。

苏仁聪老师率先谈到了云南环境对他创作的影响：云南是一个相对闭塞的地方。他的祖父经常把打雷下雨这种自然现象看作是神下达的谕旨，人们很惧怕鬼神。但随着交通越来越发达，很多县城有了高速公路和5G网络，在这样一个发达的环境中，传统的神性就得到了消解。

龙孟才老师分享了他在贵州成长的经历：他父亲是替别人解蛊的。解蛊虽然没有科学依据，但是在贵州，这是一个传承的东西，在这么一个原始的生活环境下，写出来的东西会带一些神性。“就像苏老师说的，可能有一些愚昧或者落后的成分在里面，但有这些成分的同时，其实也是纯粹的一个表现。台湾作家三毛写的橄榄树一样，他只是为了天空飞翔的小鸟，为了山间清流的小溪，为了梦中的橄榄树，就是很纯粹很真实的东西。”

龙孟才老师讲到原始的死亡观以及丧葬文化。他谈到同为贵州作家肖江虹作品中出现的傩戏文化元素，傩戏本质上是在演人死后的事情，是一种誓死，是一种对死亡的呈现。这种呈现是异质性的，因为北方的农民相对来说生活得更苦一点，他们关心更多的是农业、人的生存问题，所以北方的作家这种现实主义偏多，南方的神话、浪漫主义偏多.

吴永强老师讲到南北小说主题中的差异：“北方的作家一个很大的特点，就是关注家国情怀，关注小人物在大时代的命运。很多河南、山西、山东作家都是这样的。南方的作家有所不同，例如刚才谈到的肖江虹就是在写一个村的事情。在过去的贵州，村子就是闭塞的，这个村呈现的文化就是这个地方的文化。”而在《白鹿原》中，北方的白鹿村相对来说不是那么闭塞，所以作者就能很好地用一个村子的命运来反映当时整个社会、国家和民族的命运。

接下来进入第二个环节，师生互动。

李欣宇首先提问：“龙老师在您走出家乡后，见到其他地方的景物、对于原先只在自己家乡、写身边事物的那种状态相比，在写作观念上有什么影响？”

龙孟才老师说：“以泰安为例，若干年之后，你毕业在泰安工作了，可能对泰安有归属感。那么你在新的城市有了归属感之后，你就不会特别去依赖你的家乡。但如果一直在漂泊，在这个城市没有归属感，那么你可能觉得家乡会是你的港湾，你可能更多偏向于故乡。其实还要看某一个年龄段所执着的东西。可能我们二十几岁会执着一些东西，三十几岁可能又会换一些东西。在诗诗歌的写作上，我觉得是我们一定要保留家乡的一些纯粹的东西，同时也要去思考它怎么跳脱出来，怎么能让更多的人去接受。这个这个接受不是迎合啊，不是就是像咱们写一些流行歌一样，不要为了迎合大众而写一些无用的东西。”

王涌淇分享了自己的看法。他认为创作虽然有地域的限制，但作品中最能影响人的，最终还是人的情感。他谈到自己在坐火车与高铁时，面对窗外的茫茫天地与满车厢的人群，经常感到渺小与迷茫，这时候就需要一个媒介来消解这种不安的感受，所以王涌淇就通过写诗来建立起自己的价值，把感情融入进文字里。他认为人类共通的感情能打破地域的限制。

临近尾声，吴永强老师最后作了总结：“不管是南方还是北方，我们写作最终追求的是异质性。首先让写作服务于我们异质性的一部分，其次还要追求我们语言的异质性。所有伟大的作家，他们一定是异质性的，都是用独特的语言，刁钻的视角来写出了我们普遍的情感。因此，今后我们一定要写出属于我们自己的独特作品。”

撰稿：王涌淇

摄影：王涌淇、王志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