于坚，1954年出生于昆明，“第三代诗歌”代表人物。1985年与韩东等人合办诗刊《他们》，次年发表成名作《尚义街六号》。曾获鲁迅文学奖、台湾《联合报》14届新诗奖、台湾《创世纪》诗杂志四十年诗歌奖等。英文版诗集《便条集》入围2011年度美国BTBA最佳图书翻译奖、入围2013年美国北卡罗纳州文学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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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诗植根于语言的历史中。一首诗的“好”也是超越语言的，用汉语、英语或者瑞典语都可以写出好诗，一位韩国诗人曾告诉过我，在他看来，“蒹葭苍苍，白鹭为霜”是最高之诗；一首诗的“好”也是超越历史的，人们判断什么是诗的标准在“好”上从来没有进步过，也许语言形式不同，好还是那个好。直到今天，我们依然觉得《诗经》是好诗、李白是好诗，杜甫是好诗、苏轼是好诗、迪金森是好诗，萨福、毕肖普、RS托马斯……是好诗。

　　如果一首诗没有通过新的语言形式再次抵达好，止于至善。无论发表，获奖、走红、被翻译、被评论……都是无效的。这不是诗歌事业，仅仅是较低级的世俗生活的成功，世俗生活不需要面具，它在世俗上是光明正大的，而通过诗获取世俗的成功总是猥琐、不自信、必须不断辩解。

　　一首诗的好并不虚无。阅读经验是一个照妖镜。好诗不朽，只是每个时代说法不一样，好诗是进入时间的诗，进入过去，也进入将来。好诗为逝者而写，诗向死而生。

　　每一个民族、每一个时代都用它自己的语言、自己的方式把这个永恒的“好”说出来，或者解释，或者暗示。解释者自信自己有神的本事，暗示是一种宗教态度。“笔落惊风雨，诗成泣鬼神”，杜甫要使之哭泣的是风雨、鬼神，是具有超越性力量的东西。这是一种宗教态度。

　　每个时代、每个民族都在通过某种语言一再重申着所谓“世界之最高意义”。生命为何值得今天这些活在世上的人们再次活过?宗教、哲学、艺术、诗讲的都是这回事。某些宗教讲来世、彼岸，但这个彼岸、来世却必须通过现世的好才才能抵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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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今天这个世界，方方面面都在与时俱进，进步的方向很简单，就是科学、技术、贸易领导的全球化。本雅明谓之灵光消逝的时代，一切都在复制、技术的，数字的。只有诗，依然是一门古老的手艺、一种语言的巫术。今天诗人写作的方式和诗经时代的作者是一样的，还是要象征隐喻，要赋比兴，要兴观群怨……读者阅读的路径和诗经时代进入诗的路径也是一样的，无法另辟蹊径。这正是诗的独特魅力。诗守护着文明，诗是唯一可以改造席卷全球的同质化大潮的暗流。诗总是引领每个民族回到开始，回到起源、母语、回到他的部落、图腾。诗人是每个民族天然的民族主义者，语言是全球同质化最后的屏障。同质化吞没世界，只有诗令我们意识到我们是谁、我们的根基、我们的文明、我们在世界中的位置。

　　读者也是必须是诗人。待召的诗人。诗是灵魂和灵魂的相遇，是心心相印。不是说只有作者才有精神性的东西，读者只是像学生那样接受知识。诗是对无的召唤，有无相生，文明因此生生不息。如果读者心中对“无”毫无感悟，满脑袋都是如何占有，他就无法进入诗。诗不是随便可以进入的。《唐诗三百首》的选者自己就是一位诗人，他与好诗心心相印。

　　现在的读者是一个复杂而广泛的群体，既有眼光比较高的，也有只是凑热闹的。某某的诗很受欢迎，要看是什么样的读者喜欢，不能唯读者是从。至于“走红”，那是衡量明星的标准，不是衡量诗人的标准。刚刚去世的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就不是“走红”的诗人，他的去世之所以为很多读者所知道，是因为他持续一生的攀登般的写作，他在世界上有读者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，60年来他一直有粉丝，60年后他还会有读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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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我特别尊重中国当下那些持续写作30年以上的诗人，走红一年半年很容易，昙花一现的事情多了，但30年来一直写，一直有读者，尤其是中国读者，看看我国的那种超市般的书店，你就知道读诗和四十年都有人在读他们的诗的人们是多么了不起。这一点，我想是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那类世界里的诗人无法想象的。中国当代诗歌其实早已不是某些抒情诗选本中展示的那种风花雪月、无病呻吟、不值得严肃读者认真的形象。当代新诗早就超越了三十年代新诗、朦胧诗的那种青春迷狂式的小资产阶级抒情。新诗重建着汉语的丰裕、中正、朴素、安静。最重要的迹象是，新诗在走向深厚。孔子说，“有恒产者始有恒心”。当年郭沫若在文革中曾批判杜甫是地主阶级的诗人。他没有意识到“地主阶级”，也意味着杜甫是持久的诗人。如果“地主阶级”是一种隐喻性的阅读趣味，那么新诗现在的读者是有恒心者，而不再是“走红”。“走红”对新诗来说，是一种落伍的情况。诗不再是世界之外的地方性知识(东方神秘、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之类)，而是作为一种在世界中的写作和世界诗歌同步。这个同步非同寻常，中国当代诗人普遍置身于一种历史罕见的拜物教语境中，生计严峻，但他们依然创造了那些魅力非凡的语词。

　　诗人的“走红”只会在语言里，而不会在语言之外。诗内部的一语中的就是诗的走红。如今，一个安静的诗人一旦被网络注意，被媒体发现，马上变成新秀，喧嚣明星起来，很恐怖。这给读者带来的印象是，诗变成了一种走钢丝作秀的行为艺术，只有抢到眼球才是好诗，走红不就是媚俗的成功吗?在微博微信带来诗歌传播的“百花齐放”的时候，如何树立和建立诗的“金字塔”非常重要。诗并不像想象的那么平易近人，这不是对诗的要求，是对世故的要求。盼望走红，后面藏着非诗的功利主义。焦虑，诗难道是焦虑的吗?世界永远焦虑，诗却是一种定力，每个时代都是，焦虑不安的晋，出来个陶潜，悠然了。

　　平台足够了，但如果缺乏有公信力的选择，只是猎奇、鼓励走红，只会遮蔽好诗。将经验中的好诗与今天的诗放在同一个平台来展示，比如《诗经》中的好、新诗中的好、译诗的好是如何之好，这会有许多话可说，一比较的话，读者就会发现，《诗经》不是首首都是长时段的，而新诗虽然不过一百年，也有那种长时段的“好”在。

　　(转自公众号“诗评媒”，本文有删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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